弃海登陆，成立霍兴业堂，纵横地产行业。重金购买使馆大厦，买下九龙油麻地四方街地皮大兴土木。他首创“分期付款”和印发“售楼说明书”方法，令楼盘货如轮转……小试牛刀，不同凡响。

　　创立霍兴业堂

　　由于朝鲜战争时的海上贸易大有斩获，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的新贵。那时，霍英东正好30岁。如果单以财产的丰厚而论，可以说霍英东是做到“三十而立”的。

　　到了这个时候，霍英东已不需要再去冒性命危险去赚钱了，不需要风里来浪里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霍英东“退出江湖”，守着钱财过一生。他要用自己海上贸易赚取的钱，去赚取更多更多的钱……搞什么投资，做什么生意好呢?霍英东的脑子又开始不停地转动起来。

　　1950年前后，一种新兴的行业开始在香港隐现，这就是地产业。1947年，中国银行曾以每平方英尺251.44元的价钱，投得中环一块官地，创下当时地价最高的纪录。另外，主要是由于内地政权易手的原因，内地资金大量涌进香港，香港的各行各业一度蓬勃，加之“联邦特惠税”优惠政策在香港实施，中外商人纷纷涌来香港，社会对土地和楼宇的需要自然日益增加。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香港人口在短短的五六年间急增了几倍。抗战结束时，香港人口只有50万，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超过150万。

　　大量资金涌入，人口急增，地产行业的兴起和繁荣也就在所必然。霍英东审时度势，决定把自己的资金全部押在地产上，大干一场。

　　对于霍英东的决定，当时有些朋友反对，他们所持的理由是：香港的地产市场一向由英资财团垄断，华人很难与他们分一杯羹。

　　别人反对，但霍英东仍然一意孤行，踌躇满志——这与其说是霍英东太过于自负，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坚信自己能在英资独霸香港地产市场的情势下，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新路子。

　　1953年6月，霍英东创立了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是霍英东与吕燕妮。公司的注册资金是465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霍英东计划以霍兴业堂为旗舰，纵横香港的地产市场。

　　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湾仔告士打道152号，霍母刘氏当时就住在隔壁的151号私宅。当时霍英东已不再跟母亲同住，而是另立门户，与妻儿住在富裕人家聚居的跑马地蓝塘道11号豪宅。

　　重金购下利家的使馆大厦

　　霍英东虽然想在地产行业大展身手，但当时，除了货运生意他较为在行外，其它生意，他可是门外汉，所知甚少。

　　他曾坦率地对我说：“当时，我连银行户口都不会开，开了一间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后，公司连银行户口都没有。我学别人那样，把现钱放在家里，或者买一些黄金回来，放在墙缝里头。当时真是不懂做生意，认为做生意就像是开杂货铺一样。”

　　“为什么拿钱买黄金，不去从事其它投资?”我问。

　　“那时觉得买黄金很保险，黄金就是钱，就是财富，我记得二战时期，我们能够开那间杂货铺，也是因为母亲那时有些金条，靠那些金条典当一些钱回来打本……”

　　“当时你的钱已不少，买金应该买很多，这么多黄金和现钱放在家里，安全不是很成问题?”

　　“那倒不会，那时我们的住房一直改善，先在告士打道租房住，后在活道和北角英皇道自购物业，接着又在跑马地蓝塘道买屋……”

　　但是，成立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已不满足于把钱换成黄金储存保值，他急于想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大厦。霍可能认为，拥有一幢大厦，一来可以把自己的那些钱和黄金转移到物业上来，安全保险；二来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身价，便于自己在地产界的发展。总之，那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物色自己喜欢的大厦……

　　这时，霍英东听说香港的世家——利氏家族有意出售位于铜锣湾的使馆大厦。利家的上一代利希慎等先祖经营鸦片烟发迹，购入铜锣湾鹅头山(利园山)，经开辟后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剧增，富可敌国。使馆大厦是利氏家族众多物业中的一幢，当时是出租给一些外国驻港的大使、领事、外交官居住。大厦是公寓式结构，就建筑面积之大、建筑材料之好、装修材料之高档而言，算是香港当时最大、最高级的大厦之一。

　　霍英东到使馆大厦察看，甚为喜欢。随即，他亲自去拜见利家当时的掌门人--利铭泽。利希慎于1928年4月被仇家在街头枪击身亡，其长子利铭泽当时只有23岁，就执掌起家族生意。

　　霍英东拜见利铭泽时，他在香港商界仍然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利铭泽却已是家喻户晓的大商家，当时还身兼香港市政卫生局议员，可谓有权有钱有势。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利铭泽对霍英东尚算尊重。两人都是爽快人，对价钱并没有斤斤计较，双方答应以280万港元成交。随即，霍英东就和律师审看使馆大厦的屋契等资料文件。

　　几天之后，霍英东和利铭泽相邀见面办理买卖手续。利铭泽一见到霍英东，就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见到霍拎着一个大袋。两人寒暄几句坐下，霍英东连忙把大袋递上去，对利铭泽说：“哦，给你!”

 

　　“这是什么?”利铭泽怔了一怔。

　　“是买楼的钱，我全带来了。”霍答道，随即打开，里头塞满钞票。

　　“霍生，都是现金，你没支票?”利铭泽不解地问。

　　“没有。”

　　“有没有在银行开户口?”

　　“没有。”

　　听霍英东这样一说，利铭泽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但利铭泽心地很好，他对霍英东说：“霍生，其实买楼也好，做其它生意亦好，不一定全用现金、全部用自己的钱，可以在银行开户口，亦可以向银行借钱……”

　　但当时，在银行开户、存款，一般要经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介绍。在利铭泽的介绍下，汇丰银行才接纳霍英东的开户、存款要求。霍英东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

　　经利铭泽、利孝和两兄弟指点，霍英东又向汇丰提出贷款的请求。

　　我曾问霍英东：“贷款顺利不顺利?”

　　霍说：“不是很顺利，因为汇丰不相信我的能力。后来又是靠利铭泽、利孝和向汇丰介绍我的情况，汇丰才同意借150万给我，从此才与汇丰的职员相识。也就是那时，我才发觉，原来认识汇丰是多么重要，因为汇丰借钱给我，只要6厘利息，是市面的1分8厘利息的1/3。所以，从那时起，逼着我千方百计去认识银行那些经理们。”

　　买下使馆大厦后，霍英东对外招租。可能因使馆大厦属当时的高级楼宇，且向来都是住一些外交官，所以新的租客亦是以洋人居多。

　　与嘉道理交手买卖地盘

　　继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又成立了一间立信置业公司，专门建造和买卖楼宇。与此同时，他还成立了一间有荣工程有限公司，利用他原先拥有的各种船只，经营淘海沙和运输海沙业务，后来又从事填海开港等工程。

　　购下使馆大厦后，霍英东的大本营也从告士打道搬到开平道7号的使馆大厦地下。

　　踏足地产行业后，霍英东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1953年底购下九龙油麻地榕树头公众四方街至东莞街的一块地盘。这幅地皮有10万余英尺，属香港的犹太籍商人嘉道理所有。嘉道理家族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已到中国经商，后移师香港发展，经营山顶缆车和中华电力公司，财力雄厚，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富豪家族，也是香港的犹太人“第一家族”。

　　当时，霍英东在地产界只是初出茅庐，与那些大商家并不相识。据他回忆：“那时我并不认识嘉道理，亦无缘与他接触，两间公司之间只是通过书信往来，并各派一名律师办理买卖手续。我还记得，当时的地价很便宜，只是20多元一英尺，花了几十万就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盘。那是我花钱买下的第一块地，但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我已经付款给嘉道理，办好买卖手续了，但地盘上仍堆满烂铁、烂物，搬迁赔偿问题没有办妥。那时还没有租户法庭，对这类事情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所以搞得自己很头疼……”

　　花几十万买下四方街地皮，霍英东是想在那里建楼，但建成后，他不想用来收租，而是想向市民出售。因为在出租使馆大厦时，他算过一笔数，扣除利息以及各项开销，至少七八年之后才能翻本，并不划算。

　　其实，把楼宇出租，是当时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霍英东说：“当时盛行把楼宇出租，与香港传统的楼宇买卖方式有直接关系，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的楼宇买卖方式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楼宇买卖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的。某公司拥有整幢楼宇，没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下来；而即使有钱整栋买下来，但要转手卖出去也极不容易。因此，从事楼宇买卖的都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私人极少涉足其中。大公司拥有一幢大厦后，若不是整幢卖出去，就是自己使用或租给其他用家。所以，当年地产公司通常称为置业公司，并不称作发展商。

　　“我记得那时一些位于九龙深水一带的物业颇为吃香，买家多是‘金山阿伯’(华侨)，他们置业就是为了收租。而那些地产商，像利希慎家族、何东、广生行、陆海通等，亦一律是以建楼收租为主。通常建筑期是一至两年，租给别人，起码7～10年才能翻本。而那些小的地产商，则是小本经营，通常盖两层到四层的房子出售，行内称之为‘炒四热荤’。总之，这种经营方法，既不能加速资金的周转，赚不到大钱，亦无法解决香港的住宅紧张问题。”

　　至于这种传统的地产经营方法为何流行多年，霍英东说，这是因为楼房的产权和责任问题解决不了，“那时港府不随便承认楼房的上盖，即建一二层，或四五层，政府都不理，政府把地卖给你后，只承认你一个业主，只向你一个业主收地价和地税。若把楼宇分层出售，当时法律上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其实，不仅是在香港，而且在世界各地，那时楼宇买卖都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这种陈年行规沿用了多年，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好，更没有人提出要去改革它。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一些地产商开始觉察到这种经营方式的局限性，于是想改弦易辙，探求新的售楼方式。他们想出的新方法就是：好像“切月饼”那样，把楼宇契约切开，即“分契”，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

 

　　但那时在香港，“分契”并无先例。这时，有一个名叫罗显胜的大律师认为此法可取，没有与现行法律抵触，只需经过一番繁杂的呈禀手续即可。结果，罗显胜果然成功，解决了分层出售的法律问题。但是，那时的分层出售也仅仅局限于一些唐楼式的楼宇，即一些最高不超过5层，每层只有一个面积1000平方英尺左右单位的旧式楼房——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前的香港楼宇，基本上也是这种5层以下的旧式楼房。

　　地产商将楼宇分层出售之后，光顾楼宇的市民多了起来，但买主还是局限于一些富裕人家。当时的楼宇，每层约1000平方英尺，每平方英尺约20元，总价约为两万港元。但那时普通的打工仔，每月的工资约为200元，一下拿出两万元来的人毕竟不算很多，故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地产市场，仍然不算活跃。

　　霍英东筹建油麻地四方街楼宇时，就决定采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出售所有楼房。“那时租房要交一笔顶手费，我们叫做‘七千顶手，月租两百’，即顶手费一般要7000元，每月还要交200多元的租金。但相同面积的一层楼，售价一般在1.4万至2万元之间。也就是说，一个出得起顶手费的租客，再支付与顶手费差不多的钱，就能买到一层属于自己的楼房，两者比较，自然买楼比租房合算得多。”霍英东说，“况且，分层出售楼宇，资金周转快，回收快。”

　　霍英东兴建的四方街住宅楼宇，除个别高达6层外，绝大多数都是5层，每层平均800余平方英尺，售价由1.4万元至3.6万元不等。

　　首创售楼说明书

　　霍英东曾一度经营杂货铺，亦从事过剩余物资的买卖，又做过3年海上贸易。这3次经历，其实都是做商品流通的生意。也可能是这个原因，霍英东对商品流通的意识很强。一踏足地产行业，他就有了超前于当时的地产商的商品意识，就是把楼宇当成商品，并想方设法加速楼宇进入市场，以此加快资金周转，缩短投资回收期。

　　事实上，也可能是由于那时做地产生意的人的这种地产商品化意识不是很强，故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地产尚未正式形成一个新兴行业。而那些做地产买卖的人也并未称为地产商。但这一切，在霍英东涉足地产生意之后，就逐渐有了变化——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霍英东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带动了香港地产市场的勃兴，从而使香港的地产行业在50年代中期形成，一些地产商亦相继出现。

　　为把四方街的楼宇迅速推销出去，霍英东在筹建之初，就想到了一种促销方法：编印楼盘说明书，上面有详尽的楼盘情况、价格、交楼日期等等，向买家广为派发。

　　印发售楼说明书，在当时是个创举。

　　我曾问霍英东：“怎样会想到这个招数?”

　　“其实也很简单，有了地，要盖楼，关键是要有人买，但房屋并不像胶鞋之类的产品有个样板，不同的楼宇，有不同的高低、结构、面积和材料，所以要预先编印一本说明书，让买家了解楼宇的情况。”霍英东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仍然兴致勃勃。

　　“另外，那时香港的地产经纪不如现在这样活跃，那些带市民去看楼的人，个个都是‘负气卖楼佬’，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带一两百人去参观楼盘，一天来回奔走十几二十次，老公今天看完，第二天老婆又要来看，没完没了的，他们天天带人走来走去，腰酸骨疼，招待不过来，于是就负气对客人说：‘你们自己上去看吧!’客人多问一句，他们都要骂人的。有感于此，我就想到编印一本售楼说明书，向买家推介楼盘，让两公婆可以拿回家好好商量。”

　　霍氏集团至今仍然保存着霍英东发明的第一份售楼说明书——“九龙油麻地公众四方街新楼分层出售说明书”。此书为16开本，近20页，上有文字详尽说明楼宇的地势环境、建筑材料、分层价格、订购方法，另外还有地盘、各楼宇的透视图和平面图、骑楼剖面图、各分层的平面图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除了印刷、装订质量较为粗陋之外，其内容与编排方法与现在流行的楼宇宣传广告画册无两样——其实，它就是这种广告画册的前身。

　　据霍氏集团的一位资深职员介绍，“霍生有了编印卖楼说明书的想法后，就交待我们去做这样一本书仔，还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拿有关的资料。我们就按他的想法编出来。我记得，把编好的资料送到印刷厂的那天晚上，霍生就坐在印刷机旁，亲力亲为，一边修改资料，一边看工人印刷，因为时间很急，第二天就要派发给市民。结果，说明书大受市民欢迎，对促销楼宇有明显效果，地产商纷纷效尤，并逐渐成为地产商推销楼宇的必用手法。但他那时可能想不到效果会这样好。”

 

　　霍英东奇招屡出，首创“卖楼花”，并制订出大厦的公共契约，妥善解决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招数，如今已成为全世界地产行业通行的惯常做法。

　　发明“卖楼花”

　　我曾经问霍英东：“为什么在涉足地产行业之初，你就想出一些促销的好招数?”

　　“讲来讲去，还是一个生存问题。”霍英东回忆道，“做生意，一般是不熟不做，正所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从来没有做过地产，一做，就要画图、盖楼、卖楼。当时竞争很激烈，如果楼盖好了，卖不出去，滞销，那肯定要‘跳楼’。因为那时的利息很高，像内地现在的利息那样高，跟私人借钱，年息1分8厘。所以，要生存，就一定要创新……”

　　在兴建四方街楼宇时，除了提出印发售楼说明书的新招，霍英东还发明了促销楼宇和加速资金周转的另一种新方法：“卖楼花”。

　　那是1953年年底的一天，霍英东找来高露云律师楼的律师和一些职员，一起商量怎样推销四方街新楼。在此之前，霍英东刚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卖掉了他投资兴建的东安大楼。

　　“大家想想，有无比分层出售楼宇更好的卖楼方法?”霍英东问大家。

　　在座的人搜肠刮肚，仍然不得要领，想不出什么新招来。律师说：“分层出售已经是一个大突破，这种方法也已证明对投资者和买家都有好处，难道还不满足?”

　　“我觉得光是分层出售，不能活跃楼市，吸引不了广大市民买楼，因为能够一下子拿出一大笔钱出来买楼的人毕竟不多。”霍英东说。

　　“买楼的始终是富裕人家，普罗大众都能买楼当然不可能。”有一位职员说。

　　“能不能想个新方法，让普通的市民也能买楼做业主?我始终觉得，买楼的人多了，物业市场才能旺起来。另外，有没有办法让我们投资不多，就能有高的回报?”霍英东说完，大家面面相觑，无以相答。

　　过了一会儿，霍英东说：“我想了一个方法，不知行不行?在新楼正式动工兴建前，我们公司先收取买家的一部分订金，余款分期支付，像交租那样，到新楼落成时，收齐买家的钱，买家就拥有了自己的物业，做业主。”

　　“就是用买家的订金来盖楼?”律师问。

　　霍英东胸有成竹地说：“没错，用买家的钱盖楼。”

　　“楼还没建，买家是否愿意先付订金?”

　　“应该不成问题，可以通过律师或银行方面来保障买家利益，给他们信心。”

　　那律师想了片刻，禁不住拍案叫绝：“这是‘好桥’(好主意)，我们可以再构思得完善一些。”

　　四方街大楼货如轮转

　　四方街还没动土，霍英东就在售楼说明书上向市民推介分期付款的卖楼新方法：“第一期先交订金50%，第二期落妥二楼楼面交10%……第六期余款10%于领到入伙纸时清缴。”

　　楼宇开售的第一天，市民就蜂拥而来。立信置业有限公司的卖楼接洽处和高露云律师楼，前来交订金买楼的市民排成长龙。

　　这是分期付款方式第一次推出。之后，霍英东在出售四方街其它楼宇时，又不断完善这种售楼方法，把第一期的订金降低到总楼价的10%-30%，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买楼。

　　在楼宇只有设计图纸，没有正式动工之前，买家先交订金预购楼房，就像在果树开花阶段，买家交钱买那个“花”，然后在花结成果时再摘那个“果实”一样，于是香港人就把正在兴建中或计划兴建还没有动工的楼宇或其中的单元，形象地喻为“楼花”；霍英东提出预购“楼花”，就是“卖楼花”。

　　“卖楼花”如今已成为全球地产行业都使用的经营手法，而霍英东则是这一方法的发明者和第一个推行的人。

　　“卖楼花”是香港地产行业经营手法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于买家而言，此方法减轻了他们一次过支付所有楼款的压力，使得许许多多的市民也能介入房地产买卖市场，即使是那些略有积蓄的女工，只要先交一笔不算太多的钱，就可以预购新楼的单元，等到楼宇建成时补足余款，就可拥有自己的房产。

　　结果令霍英东也感到惊奇：“卖楼花”方法一公布，整个香港仿佛疯狂似的，普罗大众卷进了房地产的旋风里；霍英东负责发展、兴建的楼宇的售楼处，每天都有很多市民从港九各地蜂拥而来，队伍排成长龙，售楼盛况空前。当中，有政府的小职员，有月收入两三百元的教师和打工仔，有普通的家庭妇女，有那些终身不嫁人的“自梳女”……有些人排队预购到“楼花”后，随即把“楼花”转售给别人，一天之间就已经赚一笔，不少人因而乐此不疲。

　　对于发展商霍英东而言，“卖楼花”加速了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且收足买楼者预付的订金后才动工兴建楼宇，也使霍英东避免投资风险，万无一失。

　　由于霍英东创出“卖楼花”和印发“售楼说明书”两个新招，霍英东发展的楼盘货如轮转，新楼盘开售的消息在报纸上一刊登，往往一天内就订购告罄。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就在四方街地盘建起100多栋、共600多层、折合约50多万平方英尺的楼宇，蔚为壮观。四方街一带，也因此成为香港最早、最大的屋村之一。而霍英东，也因此财富剧增，成为地产界的新贵。以每层楼赚1万元计，光是四方街地盘，霍英东就赚了600多万——况且，自己的投资甚少，基本上是靠买家的订金把楼宇建好的。

　　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小试牛刀，就不同凡响，令同行们刮目相看。

　　“卖楼花”，在今天当然已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但在40多年前，当霍英东第一次提出这个新方法时，地产界和社会的反响可以用“石破天惊”四个字来形容。香港是全世界最先推行“卖楼花”的地方，这一方法也早已在世界各地推行使用，成为地产商推销新楼盘的必用方法。

　　我曾经问霍英东：“卖楼花的灵感从何而来?”

　　他答道：“其实卖楼花的方法也很简单。办工厂的，不可能自己做齐那么多现货放在那里等买家来买，一般都是接到订单后才生产。有了订单和订金，厂方就可以启动，销路也有保障。而搞地产也是一样，说得好听一些，我们就是将地产工。”

　　向何东买地建香槟大厦

　　由于“卖楼花”等新方法的推行，霍英东“四两拨千斤”，赚得钵满盘满；而流动的资金也颇为充裕。从涉足地产行业起，霍英东从来没有停止过建楼、售楼。

　　在兴建四方街楼宇的同时，霍英东还兴建立信大厦和香槟大厦。

　　立信大厦位于九龙弥敦道和佐敦道交汇处，是霍英东与香港牛奶公司合作兴建的。牛奶公司提供地皮，霍英东负责投资兴建，建成后把大厦的底层交由牛奶公司经销牛奶制品，以此作为对牛奶公司提供土地的补偿。

　　香槟大厦是霍英东向何东买地兴建的。

　　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50年代这段时期内，何东可算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大商家之一。他从做买办起家，后投资股市，频频斩获，并用大部分赚得的钱购买土地，成为20世纪初期香港最大的地主。

　　霍英东看中何东在九龙尖沙咀的一块地盘，有意购买下来建大厦。那是1954年，何东当时已是92岁高龄，不再亲自打理家族生意，故霍英东无缘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大商家，只是与他家族的其他成员打交道。

　　购买香槟大厦地盘时，霍英东又碰到一些有关搬迁、补偿的麻烦事。他至今仍然记得，向何东购下这块地盘后，有一天，有个花农竟然到地盘上去种一些花草树木。公司派人去交涉，他却说什么：“我不想搬，让你们起小楼。”后来交涉很久才把问题解决。霍英东说，因为那时没有租户法庭，几乎每次买地或拆旧楼起新楼，都碰到这类问题。

　　在出售香槟大厦时，霍英东又碰到有关分层出售的新问题。在这之前，地产商把楼宇分层出售，只是局限于那些不高于5层的旧式唐楼，因为那些唐楼每层的面积不大，一般是1000英尺左右，且每层就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业主，分契比较容易，如四方街大楼那样，楼高5层的，就分成1/5，每层的业主各执一份契。

　　“但是，到了香槟大厦，情况就复杂得多了。”霍英东回忆说，“大厦不同于那些旧式楼，一幢大厦建筑面积很大，每层又有好几个单元，大厦里头还可能有酒楼、写字楼、店铺、停车场、工厂，还有外墙、电梯……户主多了起来，屋契怎样分?另外，还涉及到电梯保养费、公用电灯费、看更费、倒垃圾费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费用怎样摊分?那些购买地下店铺的业主，用不着电梯，用不着楼梯灯，亦不须看更，他们有自己的看更，所以虽然店铺的价钱可能比每一个单元贵2～3倍，但他们却不愿付出2～3倍于别人的管理费。还有，业主有权随意使用自己的地方，别人无权干涉，但相互间的纠纷却多起来，比如你在大厦里设工厂，开工时噪音骚扰别人；开酒楼的，在门口装个霓虹灯招牌，整夜亮着，搞得住客难以入睡……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法律上不能很好解决。”

　　制订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公共屋契

　　虽然建大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霍英东认为建大厦比建那些矮小的旧式唐楼划算，因为同样面积的一幅地皮，若建大厦，向空中发展，建筑面积就比旧式唐楼多几倍。

　　“但正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碰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问题。”霍英东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般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从只能整幢楼宇出售到分层出售，后发展到分单元、分层出售，其间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初期，港府行政局议员关祖耀律师总是极力反对分层出售，认为将来业主之间肯定有纠纷。我记得那时，有一些地产商学外国的做法，成立一家公司，由公司拥有一幢楼宇，买楼的人就买这间公司的股份，比如四层楼的，每人就占1/4股权，然后由公司分配一层楼给你居住，但每月还要交租给公司，等到年尾公司赚到钱后，剔除楼宇的一切开支，才分一些红利给买家，买家实际上没有屋契，不算是拥有物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若地产商拥有这间公司51%以上的股份，就控制这幢楼宇的维修权，对小股东不公平；但若股份出售过多，维修权被别人控制着，那自己又怎么办?这些都不是解决分层出售问题的好方法。”

　　“那怎样解决好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后带来的问题呢?”霍英东继续说，“我记得，我们刚刚出售香槟大厦时，有一个外籍律师还说我们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将会‘祸延子孙’，将来大家怎样合钱买电梯、改屋契、维修电梯等纠纷，一定会祸及子孙后代。后来，我和一个英国律师商量，结果想到一个大家承认的办法，也就是‘公共契约’，大家每个人都负责若干管理费，将来这间楼倒塌时，每一个单元折回若干地皮，折成多份，可以按买楼时的价钱多少来摊分，地下铺位贵一些，占比例大些，但管理费也要支出多一些。买家一买楼，就得签署这个公共契约，承担共同的责任和费用。”

　　大厦公共契约一经推行，果然将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后带来的问题妥善解决。也正是这个公共契约的成功实施，才使得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楼盘成为可能，也使得地产商转而愿意兴建大厦，这为香港的建筑物向高空发展并迅速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新景象创造了前提条件。

　　其实，建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正适应当时市场的要求。那时，市民纷纷前去认购，根据个人经济能力和需要，选购其中的某一层楼或某些单元。这样一来，那些小公司或普通市民也能拥有自己的写字楼、厂房、酒楼或住宅，可能还与那些大富豪和大公司共同拥有一幢大厦，成为众多业主中的一个。

　　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只一年时间，既重金买下当时香港高级的使馆大厦，又闪电般在四方街建成100余栋楼宇和立信大厦、香槟大厦，而且都是一销而空，在香港地产发展史上创下了一个神话。用“气势如虹，雄傲港九”八个字来形容霍英东初涉地产行业时的卓越表现，实不为过。

 

　　1955年，霍英东投资兴建一幢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蟾宫大厦。“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方法的革新，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它加速了地产市场的繁荣，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

　　兴建香港第一座最高大厦

　　霍英东之所以一踏足地产行业，便叱咤香港房地产市场，且业绩斐然，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顺应了社会的需要。

　　战后头几年，香港的居住条件仍然非常恶劣。当时，在湾仔一带，一座古老的三层木结构楼房竟住了90人，其中多名居民用的是六层高的“碌架床”，一家七口一张床的情况比比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为严重和恶劣。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大量内地居民像潮水一样涌来香港，造成香港房屋严重短缺。一时间，在港九各地，到处出现一些简陋的木屋。由于木屋区的大量存在，火烧木屋的情形因而频频发生。如1951年11月，九龙东头村发生火灾，烧毁木屋5000多间，灾民两万多人；1953年底，石硖尾的一场大火，烧毁了7000间木屋，灾民6万多人；1954年7月，大坑东木屋区又发生大火，毁屋2000多间，2.4万多人无家可归……

　　由于木屋区火灾频繁，港府于是设立徙置政策，在港九各地建筑多层徙置大厦，安置灾民。居住环境恶劣，市民住房严重短缺，成为当时香港社会最严峻的一个问题。

　　霍英东在这种情形下，从事房地产行业，自然大有可为。而港府当时实施的一些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香港房地产的迅速发展推波助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政策，就是1955年港府修改建筑条例，容许楼宇建造高度不再受1903年起实施的普通民房高度以5层为限的规定所限制，可提高民房高度。新条例准许建筑物的高度为街道宽度的1.41倍，每层的高度也由3.66米减至2.74米。港府颁布此条例，目的是鼓励新建筑物向高空发展，以缓解楼宇供应紧张的困境。而在此之前，若要兴建高出5层的楼宇，得报港督和行政局审批核准；加之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问题当时尚得不到妥善的解决，故在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超过5层的高楼还是少之又少，只有寥寥10多间。

　　却说霍英东，仅用一年时间，就以其在地产界的卓越成就，一跃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地产商之一。那时，机会、财源像潮水般向霍英东汹涌而来，任他怎么挡也挡不住。

　　自与利家买下使馆大厦之后，霍英东就与利铭泽时有往来，成为好朋友。1955年初，利铭泽邀霍英东到铜锣湾察看利家拥有的利园山地盘。那时，利铭泽刚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稍后还获委任晋身行政局。他指着利园酒店(也为利家物业)对面的一幅空旷地对霍英东说：“这幅地盘，我有意出售，不知你有无兴趣?”

　　当时港府刚刚颁布允许楼宇向高空发展的新建筑条例，霍英东正打算找一幅地皮兴建一座高楼，故对利铭泽推介的这幅地盘颇有兴趣。两人甚为相熟，故寥寥几句就定了下来：地价130万，霍只需预付一成订金，余数逐期支付。

　　霍英东随即找来图则师，商量如何发展这幅地盘。最后，霍英东决定兴建高17层的商住楼——蟾宫大厦，地下是铺位，二楼当写字楼，其它各层是住宅。设计图纸一出来，霍英东又采用“卖楼花”方法，在各大报纸刊登售楼广告。只看到广告，买家就蜂拥而至，楼盘很快就一售而空。半年左右的时间，17层高的蟾宫大厦就耸立在利园山上。

　　蟾宫大厦是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至今，这幢大厦仍然存在，虽然它的周围已是摩天大楼林立，但它的存在，正好见证了香港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发展变化历程。

　　“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

　　蟾宫建成之后，霍英东把公司总部从附近的使馆大厦搬到蟾宫大厦二楼，他则居住在大厦的顶楼。

　　蟾宫大厦临海而立，傲视香江，气势雄伟。从顶楼俯瞰四周，港岛和对岸九龙的景色尽收眼底。霍英东第一次站在蟾宫顶楼，居高临下，成功感和满足感油然而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水上人家的孩子，一个曾经流浪街头的孩子，一个曾在50多人挤在一起的破房子里睡木板的孩子，竟然有一幢全港最高的大厦。每次，伫立蟾宫顶楼，眺望周围景色，想起自己的身世和走过的坎坷道路，霍英东总是百感交集。

　　据凌汉伟说，“那段时期，霍生每天早晨睡醒，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吃早餐，而是下到二楼的办公室，向公司职员交待事情，安排工作，然后才回家洗脸、吃早餐……”

　　我曾问霍英东：“蟾宫大厦赚多少钱?”

　　“整栋蟾宫大厦，包括建筑费在内，总投资约200万港元，但其实我们只动用地价一成的资金10.3万元，其余的费用全靠卖楼花，用买家的钱来交地价、盖楼。楼价好像是每英尺80元，我们赚了100多万。”霍英东答道。

　　“像你这么说，那几年你做地产，几乎不用自己的钱?”

　　“那是的，除了最初买使馆大厦以外，其余的，都是利用买家的钱。一登报纸，楼盘一下子就卖光，每一栋楼都赚一两百万。所以，自卖楼花方法推行后，整个香港好像疯狂似的，人们一拥而上，何鸿燊、杨志云、方润华、郭得胜这些人也从此做地产生意……”

 

　　“你发明卖楼花时，是否想到效果会这样好?”

　　“真的想不到，我还认为人人都可以这样想，这样做。当时，不用什么本钱，就赚那么多钱，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卖下去，不知要赚多少钱!”

　　不把使馆大厦这些出租的楼宇计算进去，光是出售100余栋四方街唐楼和香槟大厦、蟾宫大厦，一年多时间，霍英东已赚1000万港元以上——其中，他动用的本钱不足100万。这以小搏大的“空手道”本事，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心服口服。

　　在1955年，香港坐拥1000多万家财的人应该不算太多。短短一年多时间，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大亨。

　　此时的霍英东，在香港地产行业叱咤风云，领尽风骚，其咄咄逼人的锋芒，环顾当时香港的各地产商，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当年在地产界的风头之凌厉，比之当今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李嘉诚(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陈美华著的《香港超人——李嘉诚传》一书)、李兆基、郭氏三兄弟等，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套用一句通俗的流行话，霍英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天王巨星。

　　“卖楼花”影响巨大

　　“真是想不到，一开始做地产，就与利铭泽、何东、嘉道理这香港三大家族交手……”谈起当年经营地产的情况，霍英东总喜欢说上面这句话。当年，霍英东只是个30出头的年青人，而那3个人都已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大富豪，能够跟他们交手做生意，是因为霍英东一涉足地产业，就出手不凡，做的总是大买卖。此事当然足以令霍英东感到自豪。

　　霍英东从来不像外人所认为的那样，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视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而始终认为是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的革新，他才一跃成为巨富，从而晋身名流社会。

　　其实，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之革新，既是霍英东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香港以及亚洲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做一下回顾和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充分了解霍英东发明“卖楼花”，以实施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地产经营方法，如何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纵观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知，香港是亚洲经济起飞最早、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先说台湾，国民党政府自1949年从内地撤退到这个海岛之后，先是惶惶不可终日，穷于备战，严阵以待，防御中共攻台，后又是厉兵秣马，以期反攻内地，顾不上全力发展经济。直到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主政期间，台湾经济才正式起飞。而新加坡，1965年才独立建国，经济起飞也是70年代的事。至于韩国，五六十年代，仍在治疗战争所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创伤。经济迅速发展，也是70年代的事；直到80年代，借助汉城举办奥运会的契机，韩国经济才真正起飞。即使是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二战失败而元气大伤。国民经济真正复苏起来，也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而香港，却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呈现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最早成为亚洲经济的一条小龙。

　　回顾香港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香港经济的腾飞，最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实就是从地产行业的勃兴开始的。

　　战后，香港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开始从转口贸易港向工业化城市转型。这种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并非源于香港经济本身的动因，而主要是来自外来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如历史学者黄鸿钊在他所著的《中英关系史》一书中所述：“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大陆有一大批企业迁移到香港，内地又陆续有一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流入，给这个转口港增添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中国解放前后，上海、广州的资本家持大批资金、机械、技术以及国际联手带进香港。此外，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东南亚各地政局动荡不定，又流入一批华侨资金和其他外资。有人估计，从1949年至1950年，流入香港的资金约达10亿港元，也有人估计，至少达几十亿港元。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给予香港享受特惠关税待遇。从1953年起，美国也容许香港产品输入，并逐步成为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工业迅速发展的前提。”

　　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经营惨淡，难以维持生产。但工厂在港九市区都占地不少，工厂把所占地盘卖了给地产商建楼，一下子就赚一大笔；有了钱，工厂就迁到偏远地方继续生产，因而得以死而复生，香港的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建筑业、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商业、金融业的繁荣，使整个香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

　　霍英东，正是使香港地产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启动并繁荣起来的最重要的人物。他首创的分层出售楼宇、卖楼花、编印售楼说明书等经营手法，都是对地产经营方法的重要革新。正是这几种全新的经营手法的实施，给沉闷的、冷冷清清的香港地产市场注入了一股活力，香港地产市场因此出现前所未有的勃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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