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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红

　　2014年4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发布消息：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抛开企业规模与重要性，就是作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前成立的公司中的硕果仅存者，华润曝出如此消息无法不被人瞩目。

　　这家曾经做出重要贡献的公司，在最近的14年中，又通过持续收购，从一家主营贸易的公司，成为万亿总资产，2300多家实体企业，无所不造的“巨无霸”集团，已经全方位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华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31年。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中央特科人员全部暴露，处于极端危险之中。5月，中央特科改组，由陈云接替周恩来成为新特科的负责人。在陈云急需新人时，博古把自己的弟弟秦邦礼介绍给了陈云。化名杨廉安的秦邦礼拿着陈云给的两根金条，开始以商业工作为掩护，布置“机关”供党开会，作为联络站，为党的办公机关租房作保，还出面“打保单”营救未暴露身份的被捕党员。秦邦礼先后在上海开了米店、家具木器店、糖坊、南货店、文具烟纸店。之后还到汕头开办中法药房汕头分房，建立前往江西苏区的交通线，递送机要文件、钞票，护送人员从上海到苏区。

　　1937年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蒋介石允许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月，廖承志等到香港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要任务是募金、募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秦邦礼是最早成员之一。

　　为保管物与金，并送到前线，1938年夏秋之交，秦邦礼受命开办了“联合行”(Liow & Co。)，公司位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地点仅相距几百米的香港干诺道的冯氏大厦，注册资金为两万美元。秦邦礼初到香港时叫杨廉安，在无锡方言里，“联合”与“廉安”发音相近，公司的名字与个人名字相关联，更像一家私人公司，利于隐蔽，这名字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的批准后开始使用了，秦邦礼当时的电报用名是杨琳。

　　1942年春，香港八办撤到广州，5月30日，廖承志等被捕，杨琳携款离开广州，历经危险于10月到了重庆，完成送款与汇报工作，并在重庆八办工作了几个月。1943年春，周恩来让他回华南一带继续经商，要他“利用合法(方式)，争取社会地位，积蓄力量”。杨琳悄悄回到广东，把公开名字从杨廉安改为杨琳，并一直沿用到去世，他在香港重新雇工，让联合行的经营活动开展起来，在曲江开办庆生行，在桂林开办苏新建筑材料工厂，和协成百货公司，通过公开合法的商业活动，为党提供经费。1944年9月，桂林沦陷，公司被查抢，杨琳率部分员工开始了再次逃难的历程，辗转到梧州经营桐油出口和百货进口，此时，联合行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出口和进口手续、出售桐油，联系进口货物，并负责兑换国币和外汇，结算账目。日军投降后，杨琳向周恩来等汇报，尚有1000万的货物，在那个钞票未贬值、商品紧缺、有货就能赚钱的战争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资产了。

　　1946年秋，国共“和谈”破裂，杨琳被召到上海，接受周恩来赋予的新任务：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完成财政任务；培养对外贸易干部。回港后，杨琳把“联合行”改名为 “联合进出口公司”，简称“联合公司”，在德辅道香港电话公司大厦(太子行)租赁了一个写字间，还注册了“天隆行”，在广州设立“天隆行”分行，用两地公司从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活动。

　　1947年圣诞节，联合公司聚会，杨琳无限感慨：“联合公司这个名字当初是以我的名字‘廉安’命名的，现在，公司发展了，要给公司重新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几经讨论，“联合行”改名为“华润”。英文译名“China Resources”，是华润公司会计黄美娴翻译的，并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批准。

　　1948年8月，钱之光抵达香港，公司搬家到毕达街毕达行近一层楼面，正式挂起了“华润公司”的牌子，华润一边通过与东北局的贸易活动，支援国内的解放战争，一边把客居海外的民主人士护送到东北解放区，从1948年9月12日第一批民主人士上船，到12月27日，第三批民主人士所乘轮船驶出香港，华润把数十名重要的民主人士从香港秘密送回内地，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之后又护送4批，先后把350多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运回内地，保证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1948年12月18日，华润公司法律注册完成，第一任董事长为钱之光，总经理杨琳。

　　香港华润与东北局间的贸易大规模展开了，东北地区统购统销的货物源源不断运抵香港，再转到其他国家，所需要的物品(甚至包括284火车头)都由华润采购，香港华润公司迅速壮大，人员增加，营业额增长，知名度提高，随着销售与采购范围的扩大，“华润”走出了香港，走向东南亚、走向英国和美国。在国内，解放军打到哪里，华润采购的物资就运送到哪里，不少解放了的城市，靠华润采购的粮食、棉花、煤炭、机器恢复了生产，平抑了物价。

　　1949年，华润派人打入国民党在港的机构，成功组织招商局和两航起义(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使13艘货轮、数十架飞机顺利回到新中国怀抱。抗美援朝时期，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成为华润的中心工作，成功采购大量军用物资和战略物资，提供现汇资金，冲破了重重封锁，用贸易支援了前线。

　　建国后，中央对党政香港的所有贸易机构进行了归并，由华润统一领导，奠定了华润在中国各外贸公司在港独家总代理的地位。1952年，中央决定将所有党企移交国家，原属中央办公厅的华润在10月归属了中央贸易部管理，成为了国企，贸易部还向办公厅支付了资产评估后的收购资金，那时的华润，已经是拥有2000万美元资产的，在新中国外贸行业中发挥领军作用的企业。

　　从1952年起，华润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最高占到国家外贸30%的份额。作为新中国外贸规则的创始者，从1950年代建立起中西方业务往来渠道，1957年发起广交会，1960年代采购粮食，解决国内粮荒，还是远洋运输力量的缔造者和孵化者，1971年先后将自属的半球、半岛和南洋三支船队，50艘船舶移交交通部，划拨到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使其飞跃发展。1970年代，华润是“三来一补”的创始者，国家走出去政策的实践者，在海外设立7家地区性公司，1980年代末开始，以外资身份投资、参股内地项目，还是最早一批在香港开展企业上市的，同时在内地开展并购、行业整合，1983年，随着香港华润大厦的落成，“华润公司”改组为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属于国资委[微博]管理的中央企业。到2013年，在《财富》500强中排名187位。

　　华润的历史，实在就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了。

　　(作者为博古的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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