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在历次G 20领导人峰会上，中国从力挺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到积极推动实质性合作，到逐步为国际反腐败合作贡献“中国方案”。为什么如此看重G 20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南都记者了解到，这不仅因为腐败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腐败问题已成各国“公敌”，而且与中国当下反腐面临的难题也有直接关系。

　　百名红通人员七成逃往G 20国

　　G 20虽然只有20个成员国，但这20个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2/3，G D P总量约占全球G D P的85%。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风告诉南都记者，由于G 20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经济条件、自然环境较好，从海外移民角度具有较强吸引力。同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在移民政策上相对宽松，有的国家对投资移民还有优惠政策，不少外逃人员也是借此“捷径”卷款逃往海外，“外逃人员还看重在对抗中国司法机关的追逃、遣返等请求时，可以借助这些国家一些法律条款‘占到便宜’。”

　　以去年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向社会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为分析样本来看，100名外逃人员中有76人是逃往G20国家，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数据显示，百名红通人员中以美国为外逃目的地的有40人、以加拿大为目的地的有26人、以澳大利亚为目的地的有10人。

　　海外追逃现实困境需多边合作

　　由于各国司法体系不同、难以与所有国家签订引渡协议等原因，中国在海外追逃追赃中也面临现实困境。去年“百名红通”名单发布之后，目前已经有33人被追回，其中20人是从G 20国家追回的。至今尚未追回的67名外逃人员，仍有50多人藏在G 20国家。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海外追逃追赃中，同G 20国家协力合作至关重要，中国亟须在积极与他国缔结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的同时，同步拓宽国际多边合作渠道。

　　黄风告诉南都记者，对于尚未缔结引渡条约的国家，在跨国追逃中，借助国际多边合作渠道缔结的相关条款也将起到一定作用。此外，在国际多边合作中推动多国共同认可某一项原则，对接下来两国之间在该项原则下继续细化合作、建立相关的合作机制，也有很大帮助作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志军也以外逃犯罪嫌疑人乔建军及其前妻被美国司法部门起诉一案举例：这次起诉的依据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美同是公约的缔约国，在中国向美国提出国际刑事协助请求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履行相应条约义务。

　　G20反腐国际合作走向“务实”

　　“G20”的诞生最早是为了解决国际经济发展议题。在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中，与腐败有关的问题如影随形：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当年20国集团首次召开领导人峰会，将“促进金融市场诚信，预防非法的操纵市场行为和欺骗以及权力滥用行为”等写入峰会宣言。

　　其后，在G 20框架下的反腐败国际合作，一步步走向“务实”。2009年召开的匹兹堡峰会，开始专门讨论反腐败问题；2010年多伦多峰会上决定成立反腐败工作组，致力于国际反腐合作，监管G 20集团成员国反腐行动情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14年领导人峰会，批准2015年至2016年反腐行动计划，同意在G 20框架内建设反腐败合作网络，成员间返还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

　　对G 20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的步步递进，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和静钧观察认为，G 20集团形成的合力，一定程度上让集团内此前被称作“庇护天堂”的成员国感受到压力，越来越多的成员国认识到“集体行动”对抗腐败的重要性与有效性。而随着认识的提高，G 20反腐的集体行动也从最初主要针对公司犯罪，进入反一切形式的国内与跨国经济犯罪，并在追逃追赃的协同行动上开展最大程度的合作。

　　采写：南都记者 程姝雯 实习生 落楠 秦宇杰（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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